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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元好问故居

来源: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07日  马春生  责任编辑:范江涛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元好问的一阕《摸鱼儿·雁丘词》,让天地动容,令山川悲绝。今天读之,依然撼人心魄。

  孟夏之初的一个上午,我满怀对元好问先生的景仰之情,与友人冒雨来到忻州市忻府区西张乡韩岩村,拜谒了元好问故居。

  元好问故居占地约6.8亩,四周用3米多高的砖框土坯墙围成方形,向南开启的拱形砖砌大门上方镶嵌着晚清名臣、忻州五台人徐继畲题写的“野史亭”三个大字。

野史亭

  步入院落,甬道的尽头,是一个巍然耸立高达12米的石基木身攒山顶房屋式六角亭,这便是元好问主持修建、后世又多次复建或修葺的“野史亭”。

  现存亭子的石制亭座和围栏建成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而木制亭身则为1924年所修。野史亭的正面是双开木门,东南、西南均为木格窗棂,墙体以青砖砌到亭顶,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房屋。亭内正壁是元好问的线刻石像,左右两面墙上各镶嵌着一块元好问亲笔书写的石碣及后世重修野史亭的相关记载。传说先生正是在此亭中编纂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中州集》和《壬辰杂编》。

  先生的宿处位于野史亭背后菜地的最北面。正厅为悬山式建筑,屋内安放着刷过金粉但蒙垢深厚的元好问石膏坐像。东西厢房为硬山式建筑。西厢房窗格上糊裱的白纸已千疮百孔,墙角堆放着同样满是灰尘的“元好问生平年表”和“元好问文化园规划平面效果图”展板。东厢房现为故居管理员宿舍,檐下裸露着黑黑白白的电线、电话线、电视线。

  元墓占地5亩,建在野史亭的正西,一片T型林地将先生故居与墓地隔开。元墓的甬道用青砖铺就,两侧对称安放着元代的石虎、石羊和石人。甬道连着3间极普通的砖木结构卷棚顶享堂,享堂两侧分别立有石碑。

  环顾整座墓园,树木稀疏,杂草丛生,土掩残碑,满目凋敝。元好问墓冢建在墓区正中,封土高3米,直径6米,用不规则青石包浆砌成太平鼓形状。然而,因常年失修,石板残缺,石柱破损。坟头自然长出的4米多高的柳树,枝干弯曲交错,柳条轻轻摆动,仿佛先生头顶上随风飞扬的枯黄散发。

  我怆然一叹。

  元好问是我国金末元初成就非常高的作家和历史学家,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不但长于诗文词曲,还精于历算医药,精通书画佛道。先生68年的人生中,仅在文学方面,就留有《遗山文集》四十卷,诗1361首,词377首,小令《骤雨打新荷》被称为“变宋词为元曲”的开山之作。特别是先生28岁时写下的不朽诗评《论诗三十首》,“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奠定了元代诗歌理论的根基。

  如此文坛巨匠,今日却黯然失色,就连元墓和野史亭,也与众人的想象大相径庭。

  其实,元墓并不是元好问一人之墓,而是先生的祖坟,里面还埋葬着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养父、长子、长孙及其配偶,而且,这7座墓冢奇异地呈现出北斗七星状。另外,野史亭也决非一间休闲之所,它是先生许多文化鸿篇的诞生之处。野史亭所在的院落,也正是元好问回归故里后的唯一栖居之地。

  但今天我们在元好问故居看到的,竟是如此景象:门旁有一块山西省人民委员会于1965年确定元好问墓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石碑旁边是忻州市政协办公厅、忻府区文体局制作的“元墓·野史亭”简介栏;大门西南角矗立着元好问塑像,塑像背后是一块忻州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德育基地”石碑;门头东侧墙上悬挂着忻州市师范学院美术系“教育教学实习基地”的铜匾。板结的煤块、凌乱的劈柴、粗重的檩子,散堆在门对角的一块平地上。

  返程中,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文物有其特定的参观、拜谒群体,文物保护单位应该通过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其文化内涵来吸引游客,万万不能凭借所谓的大手笔进行大景点建设,或者牵强附会制造噱头等低劣手段来发展旅游、增加收入。

  我觉得,元好问故居(包括野史亭)及元墓,应当重新确定名称,比如,称之为“元好问纪念馆”。纪念馆由故园、静园和陵园“三园”组成,故园为先生故居,静园即为现在居于故居和元墓之间的林地改造而成的园林,陵园为现在的元墓。可能的话,相关的元好问诗词研究组织也可在此设立秘书处,可开辟元好问研究陈列室,向社会广泛征集和全面展示先生作品的各种版本以及研究成果。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元好问《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中的这两句诗,清晰表露出他志存高远、坚守节操的心境。但我要说的是,元好问一生颠沛流离、历经磨难,却著作等身,其精神和毅力,是后来者的楷模,应整体规划和尽快修葺元好问纪念馆。这是先生该享的尊崇,更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闪光精神的大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