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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化

来源: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11日    责任编辑:李云琦

  秦始皇灭掉六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都今陕西成阳)的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刘邦继而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建立起西汉王朝,后刘秀继之建都今河南洛阳,史称东汉。汉承秦制.继续采取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的政策,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两汉时期比秦时期更加扩大。随着封建制的巩固和中外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国古代文化科学体系已经形成,许多生产技术已趋于成熟。 

  一、科学技术 

  (一)铁器和冶铁术 

  秦汉时期,铁器和冶铁术,包括边远的广大地区,都得到了应用和传播。尤其是钱币。秦统一货币以后,到汉代曾使用“半两”钱,之后全使“五株”,除“铜五株”外还有“铁五株”。“马蹄金”和“麟趾金”等金币的铸造也出现了。考古发现.西汉初年铁农具和工具已经普遍取代了铜、骨、石、木器,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炼钢技术的发明,锻铁工具增多,铁兵器也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到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钢铁所制,从而完成了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铁器化进程。当时所设的49处铁官大部在黄河流域。其中今陕西、河南、山西、甘肃等省已成为钢铁生产基地。 

  这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采冶程序及工艺的完善化,以及炼炉、鼓风技术、耐火材料,熔剂等方面的改进。如西汉中、晚期今河南省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从开矿、冶炼到制出,整套成品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各工程的构造上都有发展。铁生沟遗址炼炉的形状因用途不同而异,炼炉具有多样化。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的炼炉炉型比其他炼炉炉型要大。炼炉炉型扩大与鼓风技术的改进是密切联系的。这从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铁生沟、古荥镇、河南鹤壁市的冶铁遗址均有鼓风风管出土可以说明。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任南阳太守,组织工匠设计并制造“水排”用于鼓铸,这在冶金技术上是一个大进步。此外,从铁生沟遗址,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耐火材料使用的进展。从铁生沟出土的熟铁块和河南渑池出土的汉魏时期的若干铁器的化学成份的分析表明,都是合格的优质铁。 

  炼钢技术的发明与百炼钢工艺的日益成熟,是秦汉时期钢铁技术得到重大发展的又一标志。铁生沟遗址中的低温炒钢炉,就是为利用生铁“炒”成熟铁或不同含碳量的炒钢而设计的。这项新技术的发明,在炼钢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这一方法比欧洲早1900余年。1974年在山东省苍山县出土的汉安帝永初六年(公元112年)“三十炼”环首钢刀,就是以炒钢为原料经过反复加热折叠锻打而成的。尤其是巩义市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所出铁镬,具有和现代球墨铸铁l级石墨相当的带放射状的球状石墨,这是中国古代铸铁技术的杰出成就。而现代球墨铸铁是1947年才研制成功的。 

  在铸造技术上,秦汉时期铁范的使用已大为普及。河南温县发掘的一处汉代烘范窑,出土有500多套叠铸范,有16种铸件,36种规格。其总浇口直径为8lO厘米,内浇口薄仅2毫米左右。一套范有414层不等,每层有l6个铸件,最多的一次可铸84件,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铸造工艺出现了更细的分工。1974年在河南渑池汉魏窖藏出土了大批铁质轴承,表明铸造时已使用了铁范,显示了黄河流域早期钢铁产品的初步规格化和系列化。为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农桑 

  秦汉时期,农具已完全铁器化,并先后出现了许多新型农具。特别是铁犁和牛耕法的推广改进,提高了农业生产。陕西省礼泉县烽火乡王相村等地发现的汉代铁铧上,还附有起翻土成垄作用的铁铧壁(即犁镜)。汉武帝末年任搜粟都尉的赵过推广牛耕,就是“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到了西汉末年又有所改进,如山西平陆枣园村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有二牛抬杠一人扶犁的壁画,说明当时已普遍掌握用牛鼻穿环来控制犁牛方向及用犁来控制耕地深浅的技术。另外,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的木牛犁模型明器,用一牛挽一犁,表明当时也已有单牛犁地。从“二牛三人”到一人扶犁,是犁耕技术的一大进步。东汉时牛耕法继续扩大。当时的播种工具已有耧车。山西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室壁画上有一人在挽耧牛拉下种的图式。从1973年河南济源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陶风车明器来看,这时期已能将收成的谷物,利用风车分出糠秕。当时还利用水碓来舂米、磨面等。河南济源就有西汉末年墓中出土的脚踏“践碓”陶明器。 

  这时期出现了两种先进的耕作法,一是在大面积土地上的增产法——“代田法”;一是在小面积土地上的高产法——“区种法”。主要在今甘肃西北部、陕西、山西、河南等干旱地区采用。而“区种法”则是在“代田法”的基础上更加精耕细作以获得更大的收获。当时的重要农书《氾胜之书》主要记载和总结了陕西关中地区劳动人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验和发明创造,反映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秦汉的园艺和蚕桑事业已有相当的发展。传说秦始皇时,在骊山山谷中冬季栽培喜温瓜类获得成功。《汉书·召信臣传》中则明确记载当时太官园中,冬天能种植“葱韭菜茹”。《氾胜之书》则对瓜田里可间种薤或小豆以及对瓜果的嫁接,都有详细的描述。汉武帝曾屡次令人把南方和西北的果树移植到长安进行栽种。反映出当时的育苗、起苗、护苗、装运以至定植、护养、防寒等一套操作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从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汉墓壁画中,有女子采桑及养蚕用的箔筐之类器物,可知最迟到东汉晚期,内蒙古南部一带已经发展起蚕桑事业。《氾胜之书》中也有关于栽培地桑的记载。 

  (三)河事与水利 

  秦统一六国后,战国时期为各国所分辖的黄河得到统一,阻碍水流的工事和妨碍交通的关卡可以拆除了,整个黄河堤防有了连接起来的可能。这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事业。后代还有不少关于秦堤的传说,如河南濮阳有“秦始皇跑马修金堤”的传说;《滑县志》也有关于“瓠子堤”即秦堤的记载。这都反映了秦在统一后的黄河下游曾修过堤防。万恭《治水筌蹄》记载,堤防还兼作驰道,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另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始皇所修驰道两旁都栽上青松,那么作为驰道与防洪兼顾起来的黄河大堤,应是林木葱茏的了。 

  汉代黄河,与先秦比,决溢记载明显增多,主要是河道变化较为频繁。时间分布上,较多集中在西汉中期和东汉早期。这种情况多半是由当时主河道的发育与治理不当造成的。当时治理决溢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修筑堤防,一是堵口。 

  汉代堤防的情况大致是这阵的。在今河南浚县至山东高唐、茌平再至河北吴桥的范围内,那时沿黄河均有堤防。另外,断断续续自今河南武陟经获嘉、新乡、汲县,北抵浚、滑的黄河故堤,清《一统志》直记为汉堤。 

  汉代堵口较有名的有两次,一次是汉武帝时汲仁、郭昌堵塞瓠子,一次是成帝使王延世堵塞东郡河堤。这两次堵口,声势、成绩很大。 

  西汉的河工技术已有很大进步。堵口技术,一种是如塞瓠子决口所采用的,沿口门全面打桩填堵;另一种是塞东郡决口所采用过的,先自两岸向中间进堵,最后一次沉船堵合,其他河工技术方面,在河道整治上,采取截弯取直的方法;在堤岸防护上,在临河一侧用石砌护堤,叫石堤。 

  这时期探索治河方法的人愈来愈多,也就出现了许多治河主张。如分疏说,以清河郡都尉冯逡为代表;改河说,以丞相史孙禁为代表;滞洪说,以长水校尉关并为代表;以水排沙说,以大司马史张戎为代表。而最著名的,当属待诏贾让的“治河三策”。到了东汉时,王景兼用筑堤、分流两策治河,成绩卓著。 

  两汉期间,黄河流域的人们不仅在消除河水灾害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在开发水利资源,发展农田灌溉方面,也有显著进步。 

  这一时期黄河上中游的水利开发,有自今兰州以西至西宁的湟水中、下游的引水工程:有上自甘肃中部、下至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沿河一带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有在今晋、陕之间的黄河北干流河段上也兴建起不少灌溉工程。泾、渭流域的关中地区水利相当发达,比较有名的有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湋渠等。 

  农田灌溉事业的蓬勃兴起和不断发展,推动了水利科学技术的前进。在勘测技术方面,已有“准”、“表”、“商度”等方法;在水利工程方面,出现了井渠、飞渠、桩基溢流堰、壅水坝、涵洞等;在水力机械和水利设施方面,已出现“水舂”。东汉初又出现一种新的水力机械,叫水排,东汉时又有“翻车”和“渴乌”等吸水工具。 

  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水利事业,除去农田灌溉之外,利用漕渠发展航运也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有长安漕渠、荥阳漕渠,甚至还尝试着开凿三门砥柱一段。 

  (四)天文历法 

  汉代已用多种风信器观测风向。《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造“候风地动仪”,其中的“候风”.据后人解释就是测量风力大小的仪器。观测温度的仪器这时也开始出现。《史记·天官书》和《淮南子·天文训》就记载用“悬土炭”的方法,观测冬至或夏至天气的湿度情况。有关天气现象的理论业已形成,董仲舒的《雨雹对》以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理论阐述各种天气现象。 

  这时期的历法体系已基本形成。秦王朝建立后颁行全国的秦颛顼历,汉初仍继续沿用。到汉武帝时下令“议造汉历”,历成命名为太初历,并改元为太初。太初历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东汉时刘洪著《乾象历》,这是中国考虑了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第一部历法。这些都为后世历法树立了范例。 

  历法的推算与制定离不开天文仪器。秦汉时期测量仪器的进步也十分突出。张衡制作的水运浑象仪为人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土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汉代日晷,是观察太阳方位角的仪器,是漏壶的核准器。 

  (五)建筑、交通 

  秦汉时期的建筑技术、交通开辟又进入一个新的水平。 

  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阿房村(俗名郿邬岭)的秦朝著名大建筑——阿房宫,规模极为宏大。《史记》载:“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可想其建筑工程量之大、技术措施之复杂。 

  秦长城(西起今甘肃临洮,沿黄河到内蒙古临河,北达阴山,南到山西雁门关、代县,河北蔚县至辽东)、驰道(以成阳为中心的东方大道、秦楚大道、川陕大道)、栈道(以成阳为中心的嘉陵故道等)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都表明了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技术已有很高水平。 

  汉代建筑规模宏伟。如汉建章宫、未央宫。据《水经·渭水注》:“建章宫,汉武帝造,周二十里,千门万户。”“高祖在关东,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山长六十余里。” 

  在河南郑州汉墓中发现了10层以上的陶楼建筑模型,说明汉代已能造10层以上的木结构高楼,使人惊奇。 

  在水上交通方面,《水经·河水注》载:“永元五年,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攻迷唐,斩获八百余级,收其熟麦数万斛,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且作大船于河峡作桥渡兵,迷唐遂远依河曲。”这是黄河上游用“大船”作桥渡的最早记载。 

  这时期中外交通贸易增多。汉武帝时,派使者张骞等人开辟了举世闻名的始自长安、西达大秦等地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通过这条大路大量畅销中亚、西亚各国,并由这些国家的商人转运到欧洲。 

  (六)纺织 

  纺织业是汉代手工业中规模最大、品种多、技术先进的部门,其中以丝织、麻织为最著。山东临淄、京师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纺织中心。纺织机械也有了进步。据《西京杂记》载,西汉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陈宝妻,善织绫,曾创造一种提花机。每条经线有一脚踏的蹑,共120条经线,120蹑。昭帝时,为大将军霍光织散花绫25匹,60日才成一匹,精美异常。山东滕县宏道院汉画像石上.所画纺车与布机,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 

  (七)造纸 

  这时期造纸术的发明,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新,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情况,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 

  1957年西安东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的古纸,纸呈泛黄色,是以大麻和少量苘麻的纤维为原料,其制作较为原始。1977年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塞遗址的发掘中,发现麻纸二块。1978年在陕西扶风发掘出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还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掘得东汉初年的额济纳纸(上有文字)。19866月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出土了西汉纸质地图。以上对研究造纸起源、造纸用料、造纸技术等具有重大价值。到东汉和帝时,太监蔡伦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与革新,在造纸技术上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这就是有名的“蔡侯纸”。 

  (八)数学 

  秦汉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数学专著,而流传至今的,只有为当时贵族子弟必修课目之一的《九章算术》。它的内容包括了现代小学算术的大部分和中学数学的一部分,是世界古代著名数学著作之一。 

  (九)医学 

  这时期的医学是很有成就的。张仲景的医学研究和华佗的医术都很有名。张仲景继承前人的医学成果,经过自己的实践写出了《伤寒论》,使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更加切合临床应用,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华佗以精巧的外科手术和先进的麻醉术而闻名于世。他行医的足迹遍及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有十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爱和尊崇。 

  他取得的成就反映了秦汉时期医药学发展又一侧面。淳于意(即仓公)在行医的过程中.注意积累经验,是中国最早设立病历的创始人。 

  (十)地学 

  19866月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初年纸质地图。纸上用墨线绘有山脉、河流、断崖及道路。从笔法看,山、水、断崖是用软笔画成,道路则用硬笔所绘。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是汉文帝初年的作品,是汉初著名的地图作品。 

  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辟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它的出现和所产生的影响,使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东汉张衡制作的“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器。 

  二、艺术 

  (一)绘画、书法、雕塑 

  1.绘画。汉武帝时,京师甘泉宫墙壁上画的神仙群像,宣帝时麒麟阁上画的功臣像,都是很好的人物画。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壁上的犁耕图,勾画出当时农业生产情形。 

  汉代的画师们,已有高超的状物技巧。相传汉元帝选妃,入官待选的美人王昭君因为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被画得不好而落选。 

  汉代的一些军事家、政治家,要画地图、要制作典籍的插图,因而在绘画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如张衡、诸葛亮、蔡邕等人,都有善画的记载传世。 

  1954年在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发掘的东汉晚期大型墓室石刻画像,所画题材广泛,涉及生活面广。19601961年,在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村西发掘出东汉大型石壁画墓,墓室壁画,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内容相当丰富。 

  2.书法。秦始皇统一文字,令李斯制定一种比较方便的文字,在全国通行,称为秦篆或小篆。《琅邪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是标准的小篆书法。又令李斯编写了《仓颉篇》、赵高编写了《爰历篇》、胡毋敬编写了《博学篇》,作为儿童的教科书。后来狱吏程邈(秦下杜人,在今陕西西安南)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整理出一种笔划更省更简便的文字,叫隶书。它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体已很相近。 

  汉碑是中国书法史上一笔数量众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书法艺术遗产。这些碑刻或为篆书,或为隶书。如今陕西华阴县华岳庙的《华山庙碑》、今陕西褒城北石门崖壁上的《石门颂》等。而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内的“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汉代的书法还表现在一些书简和帛书上,如《居延汉简》、《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等。 

  3.雕塑。陕西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艺术价值空前。它造型力强,写实水平高,是秦朝雕塑技巧高超的集中表现。汉俑以数量大,分布广,内容丰富,材质众多为其特色。这些成就,可以通过车马俑(如茂陵出土的鎏金马、武威出土的铜奔马等)、人物俑(如关中一带的女俑)、动物俑等表现出来。 

  石刻也是很好的艺术品,秦始皇出巡时,在山东琅邪、泰山、峄山等地的刻石;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人、石马、石虎、石熊;山东肥城的孝山堂祠,在石壁上雕刻着战争、狩猎、奏乐等各种形态的人物和鸟兽的形象,朴素自然,有很高的艺术性。 

  (二)音乐、舞蹈、杂技 

  1.音乐。秦朝在宫廷里设有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主要是搜集、整理、改编民间音乐,供宫廷欣赏享用。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改制了一种乐器,叫筝,故名秦筝。汉承秦制,乐府也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汉武帝时,以作曲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掌管歌舞乐队。除了演奏古代名曲以供宫廷宴乐外,还派人到民间采集民歌,进行加工整理,配上乐曲进行演奏。据记载,西汉时期采集的民歌中,著名的就有130余首。李延年曾更造新曲28解(乐曲一章称一解)。 

  当时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钟、鼓、琴、瑟、筑、竽等,说明当时皇宫有了庞大的乐队。 

  2.舞蹈。汉代乐府还负责采集散见于民间的歌舞,并从全国各地选拔技艺超群的艺人入宫,组成专业队伍,多达800余人。这时舞蹈形式多种多样。如河南南阳石桥镇出土的汉画像石,有细腰长袖舞人形象。 

  汉代的自娱性舞蹈和即兴舞也很兴盛。刘邦的《大风歌》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过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饮,酒兴时的载歌载舞。 

  3.杂技。角抵戏带有角力、竞技和杂技色彩,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民间流传已久的角抵引入宫中的。汉武帝为了夸扬国威,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的春天,设宴招待宾客,就演出了盛大的杂技乐舞节目。节目中就有角抵戏,还有博兽戏狮等。外国使臣也把本国的杂技艺术家带来在宴会上献艺助兴。如安息(古波斯)国王的使者带来黎轩(即今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幻术表演家,表演了吞刀、吐火、屠人、截马等魔术节目。 

  山东济南北郊无影山发现西汉乐舞杂技俑一盘,上有杂技俑、舞俑、奏乐俑、指挥俑、拱手立观俑等,形象逼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表演杂技的场面。说明了当时杂技艺术的发达。 

  二、文学与史学 

  秦汉时期的文学、史学有相当的造诣。荀子的赋、李斯的铭是汉赋酝酿时期的重要著作,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西汉时期文学的主要形式为散文、赋和乐府诗。贾谊的《陈政事疏》和《过秦论》、晁错的《言兵事疏》和《论贵粟疏》都是有说服力的论说性散文。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历史巨著,也是很有价值的传记文学和散文。贾谊写了《吊屈原赋》等作品是汉赋的先声。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等作品出现,逐渐建立了汉赋的固定形式。 

  史学上,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了解汉代以前的历史提供和保存了重要材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史学巨著。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是史学上出现纪传体断代史的体裁模式,比较丰富地保存了西汉一代的史实。 

  三、哲学 

  董仲舒的神学世界观,使这时期的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 

  汉武帝为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地上君主的统治。东汉光武和章帝时发展的谶纬之学,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白虎观会议,写成《白虎通义》一书,完成了谶纬国教化的法典,使今文经学说完全宗教化和神学化。 

  董仲舒的儒学宗教化,遭到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反对。西汉的扬雄、刘歆等古文经学派反对谶纬之说,是当时思想比较先进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天有意志、有目的,反对“天人感应”的理论。形成了汉代古今文经学派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