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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到北宋文化

来源: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11日    责任编辑:李云琦

  由隋统一南北至北宋灭亡有40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隋、唐建都长安;五代的后唐建都洛阳;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均建都开封。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局面,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初唐期间,国家进一步统一,社会稳定,政治、经济又有发展。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从唐末以来的混乱局面,促使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总之,隋唐北宋三朝,国势强盛,在民族的进一步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中,黄河流域呈现了新的活力。 

  一、科学技术 

  (一)农业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是兴盛的。隋朝建立仅12年,就已“库藏皆满”(《隋书·食货志》),“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通典·食货典》)。唐朝建立20年后,隋朝所留库藏尚未用尽。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政府仓储粮食约达1万万石。唐政府因而不断修筑和扩大隋代所兴建的仓窖。从1971年起,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和探查隋唐含嘉仓时,陆续探出该仓的粮窖259个之多,在已发掘的6个窖中,其中一个尚存有大量炭化的谷子,说明当时防潮防腐技术已相当高明。 

  总结农业科学技术的书籍也大量出现。如隋代诸葛颍撰写的《种植法》,唐代武则天召集文学之士撰写并颁行天下的《兆人本业》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农业著作。《种植法》一书达77卷之多。 

  (二)治河水利 

  隋唐北宋的黄河,由于行水年代已久,河患已显著增加。就唐、五代而言,主要的治河活动,诸如武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在德州、棣州(二州离海已不太远,均在黄河下游北岸)开马颊河,又名新河,是黄河分洪水道;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博棣二州河决的筑堤堵口;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和咸通四年(公元863年)黄河溢,水淹滑州(治白马县,在今滑县东南)城郭.前者开分水河以退洪水,后者移河4里重新筑堤;五代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七月,因曹州(治济阴,在今定陶县西南)、濮州(治鄄城,在今县之旧治)连年大水,进行了堵筑。北宋治河除一般防堵外,还进行了大量的修堤开河活动。河患严重,朝野重视治河,东流北流之争几与北宋相始终。大规模的治河工程连续不断。 

  北宋沿袭五代的办法,地方官都兼河堤使等职,中央专职官则较前代为多。宋初已规定河堤上要普遍植树,每年春季准备防汛物料,修缮堤防,疏治河道。河工已制定法规。到后期按堤防距水远近分为两类、六等。治黄险段普筑埽工,前期自今河南省孟县以下已有埽工四五十处;后期河道改向北流,元丰四年(1081年)统计有埽工59处。 

  埽工制作已很成熟,因所在位置及作用分若干类,用以防护险段,又用以堵口。除埽工外,有护岸、截流、挑溜等建筑物,还有木岸、木龙、马头、锯牙、约、软堰、硬堰等等。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当政,设疏浚六司,试用“铁龙扬泥车法”及“浚川耙”等机械。北宋人对河道水文已有大量知识,把季节性涨水分为10类,对水质及其性质也有分类,对淤淀的土质也有定性分类。 

  北宋治理黄河积累了大量经验,也有治河专著。但书多已散佚失传,仅沈立《河防通议》的一部分保存在元人沙克什编辑的同名书中。 

  隋唐五代的农田水利,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关中地区为国都所在,郑国渠仍灌田万顷;隋开广通渠,唐代沿用,相应于两汉漕渠;汉代成国渠唐时仍在,又增修升原渠,其余河渠引洛、引渭、引黄都和汉代规模相仿,而记载较详。汾、沁、丹等黄河支流灌溉之利较汉代为多。唐后期(公元756907年)在汾水末段尚有引汾灌田1.3万顷的记录。黄河上游河套、宁夏地区,河西走廊,青海等地,唐代水利也和汉代相仿。北宋时河西走廊及宁夏古渠仍继续维修恢复,关中的郑、白渠也仍然是北宋的重要灌区。北宋熙宁年间时放淤更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高潮。黄河、汴河、涑水河、北洛河和海河水系以及山地溪涧均是放淤的水源,地区遍及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 

  在大兴农田水利的同时,加强了对农田水利的管理。如唐中央尚书省下,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唐六典·尚书工部》)。又设有都水监,由都水使者掌管京畿地区的河渠修理和灌溉事宜。唐朝还制定了关于水利的法律《水部式》,规定关于河渠、灌溉、舟楫、桥梁以及水运等法令。《唐律》中对水利也有明文规定。 

  这一时期灌溉技术的进步,表现在水车得到推广。如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唐文宗令人作水车样,“并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旧唐书·文宗纪》)。至于灌溉工具的发明,在北方有“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水车等。 

  隋唐北宋时代是中国水利史上水运最为发达的时期,在黄河流域则表现为隋文帝开了广通渠,自长安至潼关,相当于汉代的漕渠;炀帝开通济渠,自洛阳至淮水,改汴渠为新汴渠。炀帝又开永济渠,自黄河通幽蓟,形成南北运河。北宋对汴河的治理更加着力,引黄、引洛入汴,加强汴河的维修养护,开广济河引菏水等,保证了汴河的畅通,增加了漕运量。当时除用一般船只载运粮物外,还使用了体积大、容量多的双体船,如山东省平度泽河东岸出土的隋代双体木船即是。 

  (三)天文历法 

  这时期,天文历法已发展到相当水平。隋刘焯所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在皇极历中采用定期的方法代替平朔,并创立了二次等间距内插法,用以推定五星位置和日、月食起讫(初亏和复圆)时刻及食分等。还采用定气的方法,来计算日行度数和交令时刻。唐代太史令李淳风又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加以改进,对过去定历时分“有章、蔀,有元、纪,有日分、度分,参差不齐”(《新唐书·历志》)的情况加以统一,简化了计算过程。同时采用朔法,制定了麟德历。这是当时较精密的历法。从此,定朔代替平朔,在后世历法中一直被沿用。 

  历法的进步又与天象仪器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唐太史令李淳风对北魏造的铁浑仪进行了改造,造出一架新型的浑天黄道铜仪。同时写了《法象志》一书共7卷,论述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为了使历法更进一步准确,唐玄宗征请隐居在嵩山的僧人一行编制新的历法。一行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利用黄道游仪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材料。为了使新历法适应于全国各地,一行等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大地测量。他发明了一种名为“复矩图”的测量仪器,供测量之用。经过几年的准备,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写成大衍历稿,同年去世。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加以发展,共分7篇,内容结构都很系统,表明中国古代的历法体系已经完全成熟。北宋姚舜辅等人经过观测研究,制定纪元历,沿用了300多年的唐代一行的观测数据才为新的观测结果所取代。 

  (四)冶炼 

  这一时期,钢铁及有色金属冶炼,已发展到了加强构件之间联系。考古学者在试掘唐乾陵墓道时发现,墓道全用石条筑砌,石条之间用铁栓板固定并用铅灌铸以固隙。由于冶铸业的进步,大型的铸件也随之出现。据《集异记》记载,隋代的澄空曾在晋阳(今山西汾西县)铸成高达70尺的铸铁佛像。唐武则天时,用铜铁200万斤,在洛阳铸造“天枢”,高达105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趾山”周长170尺、高2丈(《新唐书·武则天传》)。中国现存最早的特大铸件首推五代时期铸造的沧州大铁狮。铁狮高达15.9尺,长20.4尺,宽约9尺,上有“大周广顺三年铸”,“山东李云造”的铭文,重量估计在10万斤以上。北宋初年铸造的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铜像,高73尺,重10万斤以上,分7次铸接而成;铜像当中用7条熟铁柱,高64尺(埋入土中6尺),每条铁柱用7条“铁笋合就”,上面用“铁蛇固定”(《正定县志》卷15)。这些创造反映了当时造范和合铸技术已相当高明。 

  对小型金银器饰的加工精巧,造型优美,也一直为后人所赞颂。现存的唐代金银首饰数量很多,仅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旧址)出土的唐邠王府的窖藏中,金银器就有270件。这些玲珑剔透的金银器饰,不仅向人们说明了当时使用简单车床的切削、抛光以及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而且大量质地优良的银器的出现也向人们表明当时冶银术的进步。 

  (五)建筑 

  这一时期的建筑,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隋文帝令建筑学家高颎、宇文恺等人在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山南面平原上兴建大兴城。其规模之大及规划之严整,是当时世界上所仅有的。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令建筑学家杨素、宇文恺等营造东都洛阳城,工程于第二年完成。唐代长安城是在隋朝大兴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宋代东京(今开封).是座南北略长的长方形都城,在城市建筑上打破了唐代里坊和夜禁的制度,在城防工程上,已发展到了纯熟和高度发展的阶段,是1012世纪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宫殿建筑如唐代长安的大明宫,整体建筑布局规正严密,左右对称,主从分明,规模十分宏伟。木结构建筑到了北宋,已向标准和定型方向发展。这些大型的都城建筑,为后世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北宋李诫,在作试将作少监期间,用6年时间编写了《营造法式》一书,对历代工匠传留的经验以及当时的建筑技术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当时中原地区官式建筑的规范,对后世建筑技术有相当大的影响。此外,这时期的木结构塔和砖塔也应运而生。前者因历时久远,至今都已不存。后者如唐代长安香积寺塔、醴泉香积寺塔、嵩山法王寺塔、蒲城梵彻寺塔,北宋时开封的祐国寺塔等都相当有名。 

  (六)陶与瓷 

  这时期的陶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了新的水平。唐代以黄、绿、蓝、褐、紫等多种颜色为主要釉色经熔烧而成的陶制品,俗称“唐三彩”,举世闻名。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三彩盛行于西安和洛阳两古都,而推及到山西、甘肃各地。目前发现的唐三彩产地的窑址有河南巩县窑,陕西铜川也有发现。宋朝的瓷器更为出色。河南临汝窑为宋朝北方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分布在今河南临汝县、宝丰县境内,以严和店窑为代表。临汝宋属汝州,亦称“汝窑”。临汝窑产品以食具为大宗,瓷器品种以青釉瓷为主。装饰大部分以青瓷饰以印花,刻花极少。耀州窑亦为宋代北方重要产瓷区,以今陕西省铜川黄堡镇窑为中心。因铜川旧称铜官,宋属耀州,故名。耀州窑产品以生活日用品为大宗,品种以青瓷为主,兼有酱釉、黑釉、窑变黑釉及白瓷。耀州窑的装饰以刻花、印花为主。钧窑为宋代北方五大名窑之一。瓷窑遗址在今河南省禹县。主烧生活日用的天蓝、月白釉器兼烧白地黑花、红绿彩等品种。定窑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产品多为生活日用器具,瓷器品种以白瓷为主,兼烧青釉和少量黑釉、彩釉及绿釉瓷。装饰以风格典雅的白釉刻、划花和白釉印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是民间窑。北宋官窑,以开封的官窑为其代表。以宫廷用瓷与陈设瓷为主,装饰及烧制工艺与汝窑基本相同。 

  (七)纺织 

  纺织技术在唐代已很有名,诗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缭绫》篇,就是以洛阳、浙西的缭绫为背景而写的。唐代绫的产量相当高,许多州郡均以绫作贡品,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就有24处之多。唐绫大约都是以变化斜纹为主或花纹组织而织成的织物,特别开始追求大花纹的艺术形式,出现了所谓的“可幅盘绦缭绫”,花回循环与整个门幅相等。花纹大而复杂,加织点少,美感、手感和光泽都很好,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实用品。 

  (八)数学 

  这个时期的数学在前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持续向前发展。隋代由国家在国子监中创立算学,进行数学教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主要课程有:《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等10部算经。到唐代为满足数学教育的需要,唐高宗曾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注释《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10部算经。这也才使得10部算经能流传至今。北宋数学家贾宪,曾撰《黄帝九章细草》等书。他的“开方作法本源图”的出现,比德国的帕斯卡三角形早600年,是有突出贡献的数学家。 

  (九)医学 

  隋唐的医药机构已较为完善,其规模不但为中国前所未有,也是当时世界上所仅见的。当时的医药机构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中的医政事务。隋时太医署有200多人,唐时有300多人。医药教育制度,唐时已相当健全。除传统的个人之间的传授外,国家也采取措施,在太医署设医学,分科招收学生,置博士和助教进行教授,考试后录用。隋唐对医学的研究较为重视。隋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受命编著的《诸病源候论》,全书50卷,分67门,1720论,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是中国历史上内容最丰富的探讨病因病理的一部专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九月,玄宗曾制《开元广济方》5卷,颁行天下。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八月,敕郡县长官就《开元广济方》选取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二月,德宗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卷,计586方,颁行州府,散题于大街通道上(《玉海》卷66)。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由中央政府组织苏敬、孙于忌、许存嵩、李淳风等22人集体编修了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修本草》,内容包括本草并图经,共54卷,分药图、药经、本草三部分,收载药物844种。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行的最早一部药典。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和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针灸、食治、预防、卫生等,并把妇科病和小儿护理放在重要位置。对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疮痈等记述也很突出。这部著作在中国医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宋代本草,第一部是开宝六至七年(公元973974年).刘翰、马志等奉敕以唐《新修本草》和《蜀本草》为据修成的《开宝本草》21卷,载药物共983种;第二部是宋嘉祐二年(1057),苏颂等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奉敕修成的《嘉祐本草》20卷,所载药物增至1082种。又仿唐《新修本草》附“图经”的作法,由皇帝下诏,命令各地州郡绘该地所出产的药草送到开封。最后由苏颂将之整理而编纂成一部《图经本革》。 

  (十)化学 

  炼丹术和化学的发展,到了这时期尤其是唐代有明显的进步。唐代帝王因自己姓李,便以老子李聃为始祖,把老子封为玄元皇帝,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炼丹的道士出入宫廷,成为帝王的座上客,炼丹术便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著名炼丹家和炼丹著作。孙思邈和他的学生孟诜,既是杰出的医学家又是有名的炼丹家。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当时的道观搜集道教的典籍,汇编成《三洞琼纲》共3700多卷,是为《道藏》的开端,是研究炼丹术中化学知识的珍贵资料。 

  (十一)地学 

  隋唐北宋王朝对编纂全国性的地理著作以了解掌握各地山川、物产、户口、风俗等情况较为重视,因此地理著作大量出现。其中以唐太宗子魏王泰、贾耽、李吉甫、玄奘、乐史等人的著作较有名。魏王泰所主修一统志《括地志》550卷又序略5卷。贾耽所撰为《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以及他于公元785年奉唐德宗之命着手绘制并于公元804年完成的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李吉甫所著为《元和郡县志》54卷。玄奘所著为《大唐西域记》12卷。北宋乐史所著为《太平寰宇记》200卷。 

  (十二)火药 

  火药在7世纪发明以后,到了宋代在军事上得到实际应用。据《宋史·兵志》记载,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昇进火箭法。制作此种武器,在药物成份上应有比较合理的定量配比。曾公亮等编著的《武经总要》,对火药的各种成份以及制造等方面有详细的记述。 

  (十三)印刷术 

  印刷术在这时期被发明并有很大进步。唐末至北宋主要是木刻印刷。7世纪中叶“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冯贽的《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1966年在韩国发现木刻陀罗尼经,约刻于公元704751年间,为目前发现最早印刷品。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该经是在西安翻译和刻印的。还发现西安印制的民间日历残片和医药书《新集备争灸经》。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敕令国子监博士儒徒,收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向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五代会要》)。到宋代的雕版印刷术更加发展,趋于鼎盛。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世界印刷史上是一件伟大的创举,它的影响十分深远。 

  二、艺术 

  (一)绘画、书法、雕塑 

  1.绘画。这时期,中国绘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隋代画家,渤海(治今山东阳信)人,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的展子虔,善画台阁、人物、鞍马,尤长宫观台阁和山水。人物的描法甚细,以色晕开面部,神采如生,为唐代人物画法开辟了途径。他的《春游图》,金碧设色,景物秾丽,山峦树石空钩无皴,是一幅有名的山水画。展子虔和唐画家、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人、玄宗时曾任内教博士、在宫廷作画的吴道子,均擅画佛教和道教人物画。落笔磊落、势状雄峻,生动而有立体感。在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地石窟中的精美壁画,就有一些还保留着当时绘画的基本风貌。唐代大诗人王维也很重视用水墨晕染和勾画结合的办法作山水画。晚唐五代的“荆关董巨”四画家,特别是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关同和沁水(今属山西)人荆浩二杰共同创造出山水树石等题材的众多表现手法。北宋画派代表人物李公麟,官至朝奉郎。擅画人物、佛道像,吸取历代流派之长,自成一格;多用线描,笔法如行云流水,而不设色,生动地表现了对象的神情意态,人称“白描”。北宋的山水画以李成、范宽最有成就。前者笔势锋利,墨法精致,好用淡墨,时称“惜墨如金”;后者下笔雄强老硬,山多正面,而折落有势。屋宇笼染黑色,称为“铁屋”。还有米芾及其子友仁的山水画,多用水墨点染,突破了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开创独特风格。 

  风俗画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最为杰出。他以真实生动的笔工,画出节日时开封郊外和城内的景象。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优秀风俗画。 

  花鸟画在宋代也很优美。宋徽宗赵佶本人就很善于此道。他绘画重视写生,观察入微,以精工逼真称著。他曾指出画孔雀欲飞先抬右脚是不对的,孔雀起飞都是先举左脚,令众画家惊骇信服。相传他用生漆点鸟睛尤为生动。 

  唐宋发展了由三国晋南北朝创始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技艺。苏轼不仅高度评价这种体裁的艺术造诣,而且在他的画中,如《竹石图》、《古木怪石图》等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此外,以“描法”的表现方法及其高超的艺术魅力称世的唐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右相的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步辇图》和京兆人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拣练图》等是人物画中最著名的珍品。长安人韩滉的《五牛图》则是动物画中的精品。 

  2.书法。唐代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官至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的欧阳询,官至秘书监的虞世男,世称褚河南的褚遂良,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的薛稷等,后人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尤其是欧阳询,字的结构已到了十分精严的程度。薛稷书师褚遂良,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谚语。中唐时的书法大家有官至吏部尚书的颜真卿。他的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有勃,古法为之一变,开创了新风格,人称“颜体”。晚唐书法家有官至太子少师的柳公权,笔法骨力遒健,结构劲紧,自成面目,与颜真卿并称“颜柳”。五代时期书法家,有官至太子太保的杨凝式,工颠草,笔势雄杰,变化多姿。北宋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苏轼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黄庭坚擅行、草书,自成风格。米芾行、草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的评语。蔡襄书法参用飞白法。 

  北宋从皇帝到士人,对书法都很热衷。宋徽宗赵诘的“瘦金书”,个性鲜明,颇有影响。其他如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也都有很高的书法造诣。 

  3.雕塑。唐俑的成就体现在三彩俑上,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作。这些俑造型准确,在表达神情、动作上异常成功。尤其是那些镇墓俑、骑马俑、舞女俑等,最能说明唐代俑的成就。还有车马仪仗、家居娱乐、辟邪压胜等造型,塑造得也很好。三彩俑在黄河流域发现较多。值得一提的是,陕西醴泉东北九嵕山,唐太宗昭陵的六匹骏马的雕像,均雄劲有力,高度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水平。 

  唐代的石刻造像大量发现在石窟中。今甘肃省永靖县炳灵寺石窟,唐代开窟造像最多。造像以佛教像为主,丰满健美,生动活泼,特别在表达微妙的神情和造型的完美方面,达到纯熟和自如的程度。位于今甘肃省西峰市覆钟山下的北石窟寺,在唐代开龛造像兴盛。造型活泼、准确,雕技高超。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巩县石窟寺,有一个唐乾封年间(公元666668年)开凿的千佛龛(俗称千佛洞),雕饰精美,反映了初唐雕刻的技艺。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城南的龙门石窟,隋代只有若干小龛,而唐代的骤多。雕像精采洒落,气韵生动,堪称一绝。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麓的莫高窟,隋唐也处于鼎盛时期,窟形多样,造型浓丽丰肥,曲眉丰颐,写实手法高超。五代、北宋时继承晚唐的规范,位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东北白虎山东麓的千佛崖造像,佛像绝大部分面形丰满秀丽,衣纹线条流畅,圆刀、平刀兼具,刀法犀利。位于今山东省青州市西南的驼山石窟,隋代造像刀法圆润,彩绘颜色仍存,具有隋代造像特点。唐代开窟造像风格,在此窟中也得到反映。 

  (二)音乐、舞蹈、杂技 

  1.音乐。隋朝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它继承了汉以来相和曲、清商大曲的乐舞传统,同时也接受了汉族音乐与西域音乐几个世纪间长期并存共同繁荣的局面。两相交融,使宫廷“燕乐”得到空前的发展。已置有7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不久又增加了康国伎、疏勒伎两乐部,扩为九部乐。唐代增“高昌伎”又扩为十部乐。其中“燕乐”阵容,乐器有玉磬,方响,拍筝,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叶,大、小笙,大、小筚篥,箫,铜钹,长笛,尺八,短笛,毛员鼓,连鼗,桴鼓,贝。参与演出的乐工29人,歌者2人,舞者20人。唐代歌舞大曲的高超水平,诗人白居易在著名的《霓裳羽衣歌》中作了动人的描述。 

  为了适应宫廷“燕乐”的需要,唐王朝建立了庞大的音乐管理机构。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机关。大乐署、鼓吹署不单兼管雅乐、燕乐,还主管音乐艺人的教育与考核,从中选拔人才。唐代宫廷著名的歌手许和子、念奴等都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风采垂名后世的。 

  在“洛阳家家学胡乐”的唐朝,器乐演奏人才辈出。如琵琶演奏家段善本与康昆仑在天门街彩楼上以技艺决胜负的故事,历来为人称道。还有王麻奴与尉迟青将军在京城竞奏筚篥的故事,脍炙人口。据载,唐玄宗李隆基皇帝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民间的音乐歌舞也很盛行。 

  宋朝之后兴起的“诸宫调”。其唱腔独特,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杂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因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亦称“搊弹词”。 

  有历史记载的乐谱是宋代姜夔所作的《白石道人歌曲》17首。今著名音乐史家杨荫浏先生参照现今仍在流传的西安鼓乐谱系统,并在研究古代乐律、宫调理论的基础上,译成现代乐谱,使它重新变成活的音乐。 

  这时期的音乐著作,主要有宋朝陈旸花40年时间著成进献给宋徽宗的《乐书》。 

  2.舞蹈。隋唐的“燕乐”泛指为宫廷宴舞,以其规模之大小可分为“立部伎”(堂外演出,大型群舞)与“坐部伎”(堂内演出,小型节目)。如大型武舞《秦王破阵乐》,儿童群舞《庆善乐》,大型舞队排字舞《圣寿乐》,以及小型舞蹈《长寿乐》、《天援乐》等。歌舞“大曲”则是由歌、舞、乐多段体组合的乐舞套曲,尤以《霓裳羽衣舞》最为有名。北宋的宫廷乐舞,有数十种乐器相互配合的伴奏队。民间舞蹈也非常活跃、兴旺,它与民间的宗教祭祀、农闲娱乐结合起来,成为民俗民风的组成部分。宫廷乐舞与民间乐舞相互渗透、影响,此起彼落,交错现展。 

  3.杂技。宫廷杂技与乐舞结合,并影响民间,是唐代杂技艺术的一大特色。 

  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指导排练的《秦王破阵乐》是唐代极有名的大型乐舞。前列战车,后列战阵,其中的武技与马术即与杂技相通。唐代“载竿”之艺极高,有“爬竿”、“顶竿”、“车上竿戏”、“掌中竿戏”等不同内容。《独异记》中记载了一位三原(今属陕西)女艺人能头顶长竿载18人而来回走动。宋代之前百戏包括杂技、歌舞等各种技艺,至宋百戏成为杂技的专称,而其中有许多分类成了杂技艺术本身的体系。宋代皇帝寿诞和宣赦大典时,也用杂技百戏演出,使用的是“诸军百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的“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就是记载宋徽宗赵佶在首都开封观赏的一场杂技演出。其中有“上竿”、“打筋斗”、“蛮牌”、“抹跑变阵子”、“板落”、“抢锣”、“硬鬼”、“舞判”、“哑杂剧”、“歇帐”等。因为诸军百戏艺人多来自民间,他们名列军籍,平时并不穿军服,也到民间卖艺,这就推动了民间技巧艺术的发展。北宋的汴京(今开封)等大都市里出现了群众游艺场所“瓦肆”,或称“瓦舍”。在这些演出场所经常演出的,既有以语言艺术为主的“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表演艺术,也有以形体技巧为主的杂技艺术。 

  三、文学与史学 

  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古典诗歌到了唐代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成熟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不仅名噪京都,而且誉及全国。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被誉为唐宋八大家。 

  在史学上,从唐贞观开始,命文臣纂修本期历史和前代国史,由宰相监修。唐代的史书共成书6种,即房玄龄等所编的《晋书》(由于李世民曾给宣帝、武帝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姚思廉等编的《梁书》及《陈书》,李百药等编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等编的《周书》和魏征等编的《隋书》。其后,李延寿撰《南史》和《北史》,刘知几撰《史通》,杜祐撰《通典》。宋代史学名作当首推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有深远影响的编年体巨著。 

  唐、宋的书院是造就人才、活跃学术思想的阵地。不少有名学者讲学期间,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北宋最有名的四大书院,其中就有今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今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 

  四、哲学 

  佛教、道教得到隋唐王朝的提倡,唯心主义继续泛滥,从反面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唐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刘禹锡等最为杰出。柳宗元的《天说》、《答刘禹锡书》、《天对》和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三篇,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北宋的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正统理学,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当时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则提出相反的观点,把唯物主义自然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隋、唐、北宋时期中外交往和科学技术交流极为频繁。隋唐长安、北宋开封,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汇集着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以及王侯和官吏。他们带来了本国文化,带回了中国文化,使辉煌灿烂的隋唐、北宋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使中国文化的影响远及异域。传入亚洲的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佛学、医学、数学、天文历法、建筑、手工业技术以及政治、法律甚至风俗习惯等。